徐高:内需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亟须发挥财政政策作用
徐高系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以下观点整理自徐高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6年11月)(总第87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55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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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外需分化加剧,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
今年前三季度GDP平均增长4.6%,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实现全年4.5%—5%的增长目标难度并不大。这也意味着,接下来进一步出台增量政策的难度可能有所增加。
从价格水平来看,今年二季度,GDP平减指数在经历连续负增长后,时隔三年再次转正,整体物价水平有所回升。但从价格上涨的结构来看,主要还是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及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并通过能源价格传导。PPI同比涨幅明显扩大,10月份仍在上升;相比之下,CPI表现依然相对低迷。这表明,当前物价水平的回升更多与供给端、能源价格上涨有关,与国内需求改善的关系相对有限。
总体来看,国内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10月份,无论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还是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出现了回落,制造业PMI降至50%的荣枯线以下。考虑到三季度GDP增速为4.5%,四季度经济增速可能重新回落至4.5%以下。
对于沈建光总提出的“三强三弱”,我非常认同。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是供强需弱、外强内弱和新强旧弱。外需确实比较强劲,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处于近几年来的较高水平;但国内需求相对疲弱,从PMI新订单指数中扣除新出口订单指数所估算的国内订单情况来看,目前处于过去十多年来的低位。内外需冷热不均的现象十分明显。
从出口情况来看,尽管中国出口目的地已经相当分散,但最终需求仍然受到美国市场的较大影响。去年4月,美国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后,中国对美出口虽然大幅下降,但对东南亚等第三方市场的出口明显增长,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通过第三国转口进入美国市场。因此,美国仍然是影响中国出口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出口实际增速(扣除价格因素)与美国制造业PMI的对比来看,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今年美国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景气度上升,对中国出口形成了较强支撑。
2027年中国出口很难像今年一样保持如此强劲的表现。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这一轮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可能逐渐降温。暂且不论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泡沫、泡沫是否会破裂,仅从目前各方面的信息来看,人工智能热潮要延续此前的火热势头已经比较困难。
因此,我认为,明年中国出口增速可能从今年的较高水平回落。这意味着,如果明年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就需要更多依靠内需。
二、外需难以对冲内需疲弱,国内经济结构分化明显
从工业生产情况来看,今年出口表现强劲,工业出口交货值持续走高,目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整体工业增加值增速并不高。10月份,在工业出口交货值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工业增加值增速反而小幅回落。
这一对比说明,尽管外需表现强劲,但已经难以对冲内需疲弱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拖累。即使在今年出口较为强劲的情况下,整体工业增加值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如果明年出口从今年的高位回落,国内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从工业部门内部来看,行业分化也十分明显,这与内外需冷热不均的格局相对应,体现为国内新旧动能之间的“K型分化”。新能源、汽车、船舶、运输设备、半导体、仪器仪表等新动能行业,近期增速仍处于过去几年的较高水平;而其他更多依赖国内需求的行业,增速则处于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因此,尽管整体经济增长仍保持一定韧性,但国内经济内部冷热不均的情况已经相当明显。
从内需来看,目前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尤其是投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三大领域的投资增速在10月份均出现明显下滑,原本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的投资增速进一步走弱。与此同时,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有所回落。今年二季度以来,消费整体增长就不快,目前商品零售增速仍然接近零。
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内需不足的问题都值得高度重视,其中投资面临的压力尤其突出。
三、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成为内需面临的主要矛盾
投资下行的主要问题在于房地产。2021年以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规模明显收缩,到目前为止,整体规模已经较2021年下降约三分之二,而且这一收缩趋势尚未出现明显改善。
在房地产资金来源持续收缩的过程中,还出现了韩文秀同志所说的“合成谬误”:各方面单独采取的措施看起来都有一定合理性,但综合起来却可能产生过度收缩的结果,导致房地产行业融资明显趋紧。
今年8月份出台的房地产新政,推动房地产销售模式向现房销售转变。这一政策有助于实现保交楼目标,也有利于保护购房者权益。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现房销售模式可能降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拿地积极性。
过去,期房销售能够提高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周转效率,而转向现房销售后,购房资金的使用受到更多约束,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下降,资金对房地产投资的支持力度也可能随之减弱。
从土地供应情况来看,今年9月下旬至10月初,100个大中城市住宅用地供应面积出现反常上升。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预期房地产新政落地后,土地出让难度可能进一步增加,因此在政策全面实施前集中推出住宅用地。
但在集中供地结束后,10月中旬以来,住宅用地供应面积又出现大幅收缩。我认为,住宅用地供应偏低的局面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过去几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大幅下降,降幅超过一半。在这一背景下,明年土地出让收入可能进一步下降,房地产投资规模也将继续收缩。这将成为明年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重要原因。
从房地产销售情况来看,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周度销售面积同比增速能够较为灵敏地反映市场变化。今年春节之后至9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逐步收窄,基本接近零增长,市场一度呈现企稳迹象。但房地产新政出台后,10月份以来,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又重新进入同比下降通道。
与此同时,二手房挂牌价格指数仍然处于下行趋势,无论是一线、二线还是三、四线城市,均未出现明显反转。
因此,房地产毫无疑问是当前国内需求面临的主要矛盾。房地产市场在今年新政出台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这意味着明年国内经济需求端的阻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四、融资对利率的敏感性下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受到制约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也在金融数据中得到了明显体现。
从2021年以前的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对利率非常敏感。只要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大约三个季度之后,房地产销售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速就会明显回升。
但从2021年至今,这种利率敏感性已经明显减弱。尽管整体利率水平持续下降,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速却长期处于较深的负增长区间。这反映出房地产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低迷,而且目前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除了房地产之外,2024年以来,地方政府开始推进化债工作,化债政策也对地方政府融资形成了较强约束,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融资状况。
从民间融资情况来看,2024年以来,尽管融资利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民间社会融资规模却长期表现为同比少增甚至负增长。过去十年,民间融资对利率比较敏感,利率下降通常会带动融资扩张,但这一规律目前已经发生变化。最新10月份的数据也显示,民间融资增势进一步走弱。
这说明,当前实体经济特别是民间融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已经明显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降息、降准等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效果可能非常有限。
更重要的是,在实体经济融资对利率的敏感性恢复之前,利率本身也可能失去过去所具有的周期性。过去,利率下降能够带动融资扩张,而融资扩张又会推动利率从低位回升。现在,这一传导逻辑已经不再有效。
这些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数据,都反映出当前内需面临的困难。因此,在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受到约束的情况下,能够真正发挥稳定经济作用的政策工具,主要还是财政政策。
五、正确认识债务与投资效益,为财政政策释放空间
当前经济面临的困难已经比较明确,出台更多增量政策以稳定增长、扩大内需,也已经成为共识。但为什么政策空间仍然受到较多约束?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稳增长政策面临一些深层次的思想障碍,其中最核心的是对债务风险的过度担忧,以及对投资效益的认识不够全面。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债务问题,不能简单以债务规模判断债务风险。
从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来看,中国大陆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00%,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更不用说发展中经济体。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债务规模过大,债务风险较高,需要持续推进去杠杆。这也是财政政策受到约束、地方政府推进化债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我认为,中国债务风险过大的观点,是对中国经济的严重误读。
判断债务风险究竟有多大,不能只看债务的绝对规模,而必须将债务放在供需平衡的框架下考量。储蓄是债务形成的资金基础,债务则是对储蓄的需求。因此,要判断债务规模究竟是高还是低,必须同时考察储蓄和债务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债务规模确实比较大,但中国的储蓄率也很高。尽管近年来储蓄率较十年前有所下降,目前仍然在43%左右,接近其他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换句话说,中国实际上处于储蓄过剩的状态。
在储蓄过剩的情况下,虽然债务规模较大,但相对于庞大的储蓄而言,当前债务并不算多,甚至可以说债务供给仍然不足。
从债务价格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目前,中国10年期国债价格处于近20年来的较高水平,国债收益率则处于近20年来的较低水平。价格反映供需关系,如果债务供给过多,债券价格理应下降,收益率则应上升。
回顾2011年欧债危机,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出现债务风险时,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国债价格大幅下跌。这才是债务风险较高时应当出现的市场表现。
而目前中国国债价格处于高位、收益率处于低位,反映的恰恰不是债务供给过多,而是债务相对不足。因此,无论从储蓄与债务的供需平衡,还是从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来看,中国当前面临的都不是简单的债务过多问题。
第二,必须全面认识投资效益,不能只计算项目层面的财务收益。
今年两会之后,我应言实出版社邀请,参与撰写了《政府工作报告》解读相关读物中的一章,专门讨论投资效益问题。
我认为,评价投资效益需要算好三本账,即小账、中账和大账。
小账是微观层面的项目财务账,主要考察一个项目本身的财务回报率。这是市场化投资机构和市场化投资项目通常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中账是地方层面的社会效益账。投资项目除了能够产生直接财务收益,还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地方税收,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等方式,提升土地价值。
大账则是国家层面的综合效益账。投资不仅能够带来经济增长,还能够稳定就业、稳定社会,并有助于维护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投资能够同时考虑项目的小账和地方的中账。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很多基建项目本身具有公益属性,微观层面并不直接产生利润。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资设立融资平台,借助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基建项目虽然本身不挣钱,却能够创造社会效益,带动房价和地价上涨,地方政府再通过土地出让等方式实现部分外部收益,从而形成投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
这使得原本在微观层面不盈利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地方政府层面能够形成相对可持续的投资模式,也推动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
但如果现在只计算项目本身的财务收益,只看小账,就可能把过去行之有效的投资模式否定掉。
当前中国经济需求不足,很多项目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可能并不具备较高收益,但如果将地方层面的中账和国家层面的大账考虑进来,其综合社会效益仍然可能是正向的。因此,提高投资效益不能仅仅理解为提高项目自身的盈利能力,更不能只关注项目本身是否挣钱,而忽视投资对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会发展的综合贡献。
六、政策需要突破思想障碍,保持经济增长目标的引领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当前稳定经济增长,首先需要在思想认识上实现纠偏,为宏观政策释放更大的空间。
首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储蓄过剩的经济体,需要允许债务规模在合理范围内持续增长。过度强调去杠杆,可能弊大于利。其次,在评价投资效益时,不能只计算项目层面的财务收益,还必须充分考虑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综合社会效益。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因为投资过多才导致消费不足,而是由于收入分配等因素,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因此需要通过投资来稳定经济增长。这个时候,即使部分投资项目在微观层面无法实现盈利,只要能够稳定经济、就业和社会,就具有重要的综合收益,也应当被视为有效投资。
此外,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当前的政策决策,实际上是在多个并不完美的选项中选择相对最合适、代价最小的方案,不可能找到十全十美的政策。因此,我们必须充分理解政策面临的现实约束,为政策实施提供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对政策苛责求全。
最后,我认为,GDP增长目标仍然非常重要。重要的并不是增长目标设定为4.5%还是5%这个数字本身,而是通过增长目标为政策决策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动力。
有了明确的GDP增长目标,当经济增长面临低于目标的风险时,政策就有更充分的理由突破各种障碍,出台更多稳定增长、扩大内需的措施。如果未来不再设置明确的GDP增长目标,在前面所说的深层次思想约束下,宏观政策可能更难有所作为。
因此,我认为,整个“十五五”时期都应当设定一个不低于4.5%的GDP增长目标,为宏观政策提供足够的动力,推动更多稳增长政策落地实施,从而保障经济平稳增长。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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